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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属马(代后记)

  我属马,出生在三月,命中注定是匹忙忙碌碌的马。初中毕业即去大兴安岭林区"上山下乡",一住就是八年,做过近二十种工作,是一位熟练的油锯手、烧炉工、厨师。一九七九年返回上海时,带回的除了厚厚的散发着油烟味的日记之外,还带回了胃病和关节炎。

  回沪后写作勤奋,初见成效,著有长篇小说《十六岁少女》、《孤女俱乐部》、短篇集《少女罗蔽》、中篇集《秦文君中篇儿童小说集》等。一日得闲,细细计算,居然也有二百余万字,先后二十次获奖。有时也想一鼓作气写出成大器的作品,然后辍笔过另一种人生。可惜,得意之作虽有,但都能找出迹斑,因而至今仍在奔波努力。

  在单位是个心地善良的编辑,在家中是个优秀的主妇。喜欢出门旅行,乐于收集各种布制的丑娃娃;不善言谈,讨厌虚伪和装模作样;难得交朋友,但被视为知己的均是品德高尚者。

  本人内心平静,偶尔有睡懒觉的毛病。很遗憾早早成为近视眼,因此眼镜总被藏在包内,万不得已,才暴露自己轻度残废的真相。

 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:一向很为自己的性别自豪。

  我很羡慕那些早早进入文学殿堂的作家,他们无疑少走了许多弯路;而对于我来说,从练习写作到发表作品,中间经过了许多年的努力。

  我的父母都是文学爱好者,我从小就目睹父母读书的乐趣,一直跃跃欲试。可惜我家藏书甚少,零星的几本书像《列宁主义万岁》、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都同一些杂物放在一块。好看的热门书都是借来的,那一阵母亲在机关是兼职图书馆管理员,她借新书总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

  母亲珍惜一切物品,对公家的书也同样爱护备至,包上厚厚的书皮,舍不得在书上弄一点折皱,看到哪儿,总用一张纸夹在书内。我最早看的一本小说《红岩》就是在母亲枕头下发现的,那时大概才十来岁,识字虽不多,可也结结巴巴地尚能读懂里面的故事。当晚,母亲就发觉有人移动了纸条,她很生气,第二天就把书锁起来。

  母亲那时并不相信我是读书的料,因为从一年级起,我的成绩就很勉强,有时还逃学。但《红岩》我读到一半,十分牵肠挂肚,于是就四处向同学借。同学都没有这本书,有个同学借出一本《红珊瑚》,另一本《欧阳海之歌》是邻居慷慨借出的。三年级下,老师发给我一本薄薄的读物《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》。这三本书成了我最早的启蒙读物,我读得如饥似渴,当然当时读书只是凭兴趣,没什么功利心。大段的叙述我不喜欢,读书总是挑选喜欢的片断,比如《欧阳海之歌》专挑小海的童年生活读,《红珊瑚》则反复咀嚼对敌人的描写。

  四年级,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《雪》的作文,我当场写完交给老师后,她竟大声叫好,井推荐给少年宫去展出。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就因为从书中得到养料,一下子成为全年级瞩目的作文尖子。老师姓祝,很仁慈,特意找了我父母,郑重地谈了她的发现,在那时,父母们并不考虑培养孩子,成名成家,祝老师的谈话使我父母隐约感觉到将来家里可能要出个文科大学生。

  母亲开了书禁,只是每早她都叮嘱我看书前要洗净双手,不可在书上按出黑手印,弄得我看书时格外提心吊胆,担心会出手汗。母亲借回的书没有明确方向,古今中外的小说都有,所以我也读得很广,遇到生字就用力猜,或干脆跳过去。像一些当代小说《风雪》、《山乡巨变》、《青春战火》我都读得滚瓜烂熟;外国小说像《青年近卫军》、《简爱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不仅生词骤增,生活场景生疏,就连人名记起来也有障碍,只能发明土办法:罗彻斯特就叫成罗。有时母亲考我,发觉我连人物名称都说不全,不禁大笑起来。

  我真正接触儿童文学作品却是稍后的事,那时我已是公认的作文尖子,校方奖给我一张少儿图书馆的书卡。我借的书很杂,民间传说、歌曲本、教心算迅速的书都借,但借得最多的是童话和小说。那时我特别喜欢《苦儿流浪记》,很想自己也成为苦儿:历尽不凡的坎坷,颠簸着寻到美满和幸福。20182018世界杯投注杯体育投注小说中,我当时狂热地迷过胡万春的《过年》和《骨肉》,这些小说我精读到了能背诵的地步,有些细节事过二十年我仍能点点滴滴复述。后来,我还喜欢过任大霖的《童年时代的伙伴》,很留意其中的情致和氛围。

  紧接着,"文革"开始,图书馆也封掉了,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列为禁书。闹书荒的日子,日子真不易打发。一次弟弟从垃圾箱里找到一本民间故事集,很破,但我们用厚纸板把它弄成"精装",以它为资本和同学交换书看,像《傲慢与偏见》、《红与黑》、《高老头》这些名著都是这时候读的,书少时间多,因此读得一字不漏。

  进中学后,议论文很走红,我又专攻议论文,范本就是那本家中的《列宁主义万岁》,那本书激情昂扬,措词辛辣;因此我当时的文风也颇为锐利,被老师和同学誉为"秦克思"。毕业前夕填表,我毫不犹豫地在"有无特长"这一栏,填上"擅长写作",那时的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。

  初中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林区当代木工,这对一个从未坐过火车的上海女孩来说简直太严峻,十六岁多点的我有些胆怯,有点恋家,幸亏那本装订一新的"拳头产品":我收集了小学中学最满意的作文,它让我为自己壮胆--有本事的人走遍天下都不怕。

  初到林区,恶劣的气候,力不从心的重体力劳动,加上周围的朋友有的出工伤、有的患重病,我的脚趾和脸颊也被严酷的冰雪冻伤;那本作文集则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。那里交通落后,深山老林书报都难寻,业余时间唯一能做的快乐事就是写家信和记日记。我的家信写得很动情,父母每每回信称赞我写得绘声绘色,这使我信心倍增。

  不久,我把连队的一则见闻写成小故事,寄给当地的一家报纸,寄出后,我就眼巴巴地盼着见报,暗想,报社是不会拒绝一个作文尖子的,结果,稿件被退回,还附有编辑的信,他建议我看一些哲学书。

  我大受启发,将过去冷落的一些知识性的书找出来,像《社会发展简史》、《反杜林论》、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》,还读了许多鲁迅的杂文和比较浅显的古文,如《古文观止》等,读这些书感到有些深奥,一遍不懂就读几遍,还把心得和疑点笔录下来。这一习惯有助于我知识的积累和写作能力的提高,它让我对有兴趣的书进行深深浅浅的研究,同时,遇上好的论点和精彩的描绘我也就迫不及待地吸收。这种做笔录的读书习惯延续至今,因为它已使我得到最大的实惠。

  我现在读书仍有热情,但紧迫感不如当年,很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内容复杂繁琐,读书只占其中的一份,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,读书是我全部的生活乐趣。

  常常收到少年读者的来信询问我的成长道路,有的让我开列书单。其实我的读书之路过于泥泞,现在完全可以走捷径。名著是一种财富,读通了它们,2018世界杯投注的真谛、生活的原则便掌握在手,而且文学的素养对人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力量,连名著都没接触多少的人绝不会是个精神丰富的有涵养的人。但有时,书可以读得广一些,文理百科,天上地下,开卷有益。我总想,一本书能得以出版,总有道理,总有长处,即便立论荒谬,也能看看其如何自圆其说。一方面,要有读万卷书的气魄,另一方面读书要分粗读和精读两种,粗读只是一般地翻阅,开拓思路,增加见识;精读则一丝不苟,作笔记,深思磨,做有心人。

  至于有人问我为何要写儿童文学,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些难度的,因为我在开始儿童文学创作时,没有很好地想过这个问题,而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条路。当时,有许多条路可选择,但我没有犹豫。从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到现在,已经十年了,我只能回顾当时的情景,来推想当年为何要开始写儿童文学。

  首先,我觉得之所以写儿童文学,是因为我很喜欢孩子。小时候,我就喜欢比我更小的孩子。这也是一种缘分,一种天性。后来,生活经历又决定、加强了我与儿童的关系。我上小学时,发生了"文化大革命",我十六岁就去黑龙江"上山下乡",那是个寒冷而又偏僻的地方。二十岁时,到当地一个小学去教书。我带一个一年级的新生班,有五十个学生。因为文化落后,那儿的孩子基础很差,比如说,让他们把书翻到第一页,但没人知道什么叫"第一页",没有这个概念,我只能轮番走到每一个座位上,告诉他们什么叫"第一页"。那几天冷,孩子冷得常跑厕所,有时就要提醒他们,否则就会尿湿裤子,有的孩子甚至还不会系裤带,需要我的照顾。总之,这使我能跟这些孩子朝夕相处。同时也发现了许多成人与孩子的差异。有一次,我给一个学生补课,他有些字不识,碰到了障碍。我问他:"为什么书上的字你都认识,而黑板上的字你却不认识?"他说:"你的字写在黑板上就大了,不像字了。"后来,我留心了,有些孩子识字,是把字当成一种图画来识的,于是,我就尽力把字写得小一些,不想,这却成为了习惯了。我教了他们五年,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,天天在一起,我变得很熟悉人的童年了。本来,我童年体质弱,很敏感,那时积累的东西到了成年却逐渐疏远了,而那些孩子,又唤回了我当年的感受,当时的那种恐惧,那种幻觉重新袭上心头。我感受到,儿童期的感情其实是非常丰富的,但能力却达不到,力不从心,因此就总有种不安全的感觉。我甚至想起小时候,跟大人说话时,我总是站得很远,靠在墙边,因为仰脸看大人的脸总是很累。后来,我回上海了,临走时,我的学生都跟着火车跑,追着我。这一幕我回城后总也忘不了。有一次,我试着写了一篇小散文,抒发自己的感情、思念,后来,稿子去给一个朋友看,他说:"这是儿童文学么!"后来我把那篇散文写成一部中篇小说,它便是我第一本小说,写的就是那些令我念念不忘的东北的孩子。

  除了爱孩子这个因素外,我还时时感觉到儿童迫切需要儿童文学,这也是鼓舞我不断写下去的动力。如今的孩子是每家只有一个,父母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,孩子压力很大。比如,我刚新搬了家,刚去时,我感到奇怪,因为哪一家的门都关得紧紧的,门外装着铁门,无声无息的,好像都没有孩子。时间久了,才发现,其实哪一家都有孩子,只是父母不允许他们出来。有时,一个孩子在走廊上大声叫一声,就会有别家的孩子不顾一切地跑出来看,这时,双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,一边训斥几句。有个朋友,她的孩子五岁了,过生日时,她很想请些小朋友来参加,可她的女儿没有朋友,而且,周围的成人们都不愿让孩子到别人家去参加活动,都那么谨慎。最后,她只能打起"生日快乐"的横幅,买了玩具,但是,孩子仍很孤独。在这种境遇中,孩子在家里可以看电视、做智力游戏,还有就是玩具和故事书,我们无法改变这种总的局面,但我们可以写出各种故事来,给我们寂寞的童年一点消遣,一点温暖,一点快乐,一点他们所需要的东西。

  除了上述两点,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,那就是,儿童们的反响鼓舞我一直写下去。我写了八年,大约写了一百万字。最近几年,几乎天天会收到孩子们的信,大量的是中学生来信,这个年龄喜欢结交人,有了交际能力。他们谈各种事,也谈对我作品的看法。有个女孩,十六岁,看了我的小说后,坐了两夜的火车,瞒着家里,跑来投奔我。其实,她是很幸运的,她的村子里就她一人考取了县护士学校,大家都很器重她,但她进了学校后,遇到点小挫折,感到谁都不能理解她,以为惟有我能,所以就千里迢迢赶来了。她在上海住了一周,我们长谈了数次,后来她回广东了,临走,她说她一点也不后悔跑了这么一趟,并且答应说,一定好好生活。我对此很有感受,那个年龄有自己特有的敏感,脆弱,特别需要光明和希望。看不到希望,便什么傻事都会干的。我想起自己的十六岁,已去黑龙江谋生了,去的时候,正是冬天,气候达到零下四十度,我们住的是帐篷,四面透风,有时半夜断了柴,帐篷中的空气冷得快凝固了,连热水瓶里的水也冻住了,我们往往要整夜地在帐篷内跑动,才会不至于出意外。刚去时,我们都在山上伐木、抬木头,干着力不能及的重体力活。我们同去的伙伴就有被木头压死的,葬礼上,我们都没有流泪,而是猛吹口琴,唱热情的歌,鼓舞自己和同伴勇敢奋斗下去,后来果然没有人因此当逃兵。当然现在看来,那时的行动有些幼稚,但我至今仍觉得人需要一种精神,一种对磨难、不幸的坚韧的抵抗力。记得我们那时,收不到电台,没有电视,报纸要一周后才能送到,但是,我们同样能寻找到希望。每天清晨,有一列火车从我们这个地区开过,这是列南行列车,不刮风也没有狗叫的时候,能听见火车隐隐约约的嘶鸣,于是,我们早早坐起,听着那火车呼啸而去,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而今天的少年们,就缺少这种东西。后来,我把自己十六岁的经历写成了长篇小说,叫《十六岁少女》。

  我觉得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,都有自己的喜欢与不喜欢,有自己的不同才能。许多人写了几年儿童文学,后来他们不写了,那一定是找到了更合适自己的事情去做了。但是总有一种人,他们适合于搞儿童文学创作,有充分的诚意。就我个人而言,觉得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得心应手,是件又有趣又有益的事,同时,又能显示自己特有的才能,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?所以我不愿歇笔,准备一直写下去。因为世上已没有比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更适合我的事情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秦文君

       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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