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们仨》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十二节-名著小说在线阅读-读书369 - 2018世界投注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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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十二节

    钟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,1957年的5月间,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,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。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,真的满墙都是。我们读了很惊讶。三反之后,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。原来一点没变,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,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。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,心上大为舒畅。几年来的不自在,这回得到了安慰。人还是人。

    接下来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。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,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,并未想到“引蛇出洞”。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,听到各种论说,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,使我们对“政治”悚然畏惧。

    所内立即号召鸣放。我们认为号召的事,就是政治运动。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。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《红楼梦》的“色空思想”。接下来是肃反,又是反胡风。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。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,提升为一级研究员,钟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。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,出行有高级车,医疗有高级医院;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。

    风和日暖,鸟鸣花放,原是自然的事。一经号召,我们就警惕了。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,已经放心满意。上面只管号召“鸣放”,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。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。我对钟书说:“请吃饭,能不吃就不吃;情不可却,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。”钟书说:“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。”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,说的话都正确。例如有人问,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?我说:“不觉得。”我说的是真话。我们沦陷上海期间,不论什么工作,只要是正当的,我都做,哪有选择的自由?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。我老实说:“对不起,我不爱‘起哄’。”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“起哄”,也就不相强。

    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,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。果然,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,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。

    运动开始,领导说,这是“人民内部矛盾”。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,不足为奇。但运动结束,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。我们始终保持正确,运动总结时,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“对右派言论有共鸣”,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,也就逃过了厄运。

    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。我不知我的公公是“准右派”还是“漏网右派”,反正运动结束,他已不在了。

    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,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。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;我“以勤补拙”,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。我按照计划完成《吉尔-布拉斯》的翻译,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。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,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《堂-吉诃德》的任务。

    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,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,并未引起注意。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《宋诗选注》,1958年出版。反右之后又来了个“双反”,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“拔白旗”运动。钟书的《宋诗选注》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。郑振铎先生原是大“白旗”,但他因公遇难,就不再“拔”了。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。一切“拔”他的《宋诗选注》批判,都由我代领转达。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,也不拔了。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“白旗”,给拔下又撕得粉碎。我暗下决心,再也不写文章,从此遁入翻译。钟书笑我“借尸还魂”,我不过想借此“遁身”而已。

    许多人认为《宋诗选注》的选目欠佳。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:要选的未能选入,不必选的都选上了。其实,在选本里,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;钟书认为不必选的,能选出来也不容易。有几首小诗,或反映民间疾苦,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,自有价值,若未经选出,就埋没了。钟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,选目由他自定,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,是很大胆的不选。

    选宋诗,没有现成的《全宋诗》供选择。钟书是读遍宋诗,独自一人选的。他没有一个助手,我只是“贤内助”,陪他买书,替他剪贴,听他和我商榷而已。那么大量的宋诗,他全部读遍,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。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,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。

    《宋诗选注》虽然受到批判,还是出版了。他的成绩并未抹杀。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,不过大量的书,我名正言顺地读了。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,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?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。因为时间就是生命。在新20182018世界杯投注杯体育投注,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,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,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,因为我们不合格。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。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,分明是国家亏了。

    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“走马看花”,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。我们参与全国炼钢,全国大跃进,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。我家三口人,分散三处。我于1958年11月下放农村,12月底回京。我曾写过一篇《第一次下乡》,记我的“下放”。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,他12月初下放昌黎,到下一年的一月底(即阴历年底)回京。阿瑗下放工厂炼钢。

    钱瑗到了工厂,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。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,能画,就要她画图。美工组画宣传画,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。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,精心学习。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,带她一处处参观。师傅常有创见,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。阿瑗能画出精确的图。能按图做出模型,灌注铁水。她留厂很久,对师傅非常佩服,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。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。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。

    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。我曾到昌黎“走马看花”,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,而昌黎是富庶之区。钟书下放时,“三年饥荒”已经开始。他的工作是捣粪,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。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,居然很会顾家,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。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,生怕接不到,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。

    我们夫妻分离了三个月,又团聚了。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。这年五月,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。房子比以前更小,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,分隔为五小间。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,还有一间做客厅,一间堆放箱笼什物。

    搬进了城,到“定稿组”工作方便了,逛市场、吃馆子也方便了。钟书是爱吃的。“三年饥荒”开始,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。但我们有一件大心事,阿瑗快毕业了,她出身不好。她自己是“白专”,又加父母双“白”,她只是个尽本分的学生,她将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?她填的志愿是“支边”。如果是北方的“边”,我还得为她做一件“皮大哈”呢。

    自从她进了大学,校内活动多,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。炼钢之前,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。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,说:“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,妈妈,我睡到四点半叫醒我。”于是倒头就睡。到了四点半,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,也不敢多问,怕耽搁时间。我那间豆腐干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床。可是,她不常回家。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,和家里生疏了;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,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。

    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。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。我们得知消息,说不尽的称心满意。因为那个年代,毕业生得服从分配。而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。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在父母身边了。

    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。钟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,在城里一处处吃。钟书早年写的《吃饭》一文中说:“吃讲究的饭,事实上只是吃菜。”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。上随便什么馆子,他总能点到好菜。他能选择。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,一眼看到全部,又从中选出最好的,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:到书店能买到好书,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,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。我呢,就仿佛是一个昏君。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。

    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,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。钟书是近视眼,但耳朵特聪。阿瑗耳聪目明。在等待上菜的时候,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。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,也不经心。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。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,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。

    “那边两个人是夫妻,在吵架……”

    “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———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?……看他们的脸……”

    “这一桌是请亲戚”———谁是主人,谁是主客,谁和谁是什么关系,谁又专爱说废话,他们都头头是道。

    我们的菜一一上来,我们一面吃,一面看。吃完饭算账的时候,有的“戏”已经下场,有的还演得正热闹,还有新上场的。

    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。我们三人在一起,总有无穷的趣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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