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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十节

    解放后,20182018世界杯投注杯体育投注面貌一新,成了新20182018世界杯投注杯体育投注。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“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”。我们也一贯是安分守己、奉公守法的良民。

    一九四九年夏,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,于八月廿四日携带女儿,登上火车,廿六日到达清华,开始在新20182018世界杯投注杯体育投注工作。

    钟书教什么课我已忘记,主要是指导研究生。我是兼任教授,因为按清华旧规,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。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,工资很少。我自称“散工”。后来清华废了旧规,系主任请我当专任,我却只愿做“散工”。因为我未经改造,未能适应,借“散工”之名,可以逃会。妇女会开学习会,我不参加,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。教职员开学习会,我不参加,因为我没有专职,只是“散工”。我曾应系里的需要,增添一门到两门课,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,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,坚持做“散工”,直到“三反运动”。

    圆圆已有学名钱瑗。她在爷爷发现“读书种子”之前,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子。我们“造反”,不要她排行取名,只把她的小名化为学名。她离上海时,十二周岁,刚上完初中一年级。她跟父母上火车,一手抱个洋娃娃,一手提个小小的手提袋,里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缝制的洋娃娃衣服。洋娃娃肚子里有几两黄金,她小心抱着,她看似小孩子,已很懂事。

    到清华后,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,可是学校一定要她从一年级读起。我看到初中学生开会多,午后总开会。阿瑗好不容易刚养好病,午后的休息还很重要,我因此就让她休学,功课由我自己教。阿瑗就帮爸爸做些零星事,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。她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。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,因为两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。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,后来结婚了。她很认真地做爸爸的助手。

    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,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,住在城里,周末回校,仍兼管研究生。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焕同志,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。事定之日,晚饭后,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。客去后,钟书惶恐地对我说:“他以为我要做‘南书房行走’了。这件事不是好做的,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。”

    “无功无过”,他自以为做到了。饶是如此,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。若不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,他还不知自己何罪。有关这件莫须有的公案,我在《丙午丁未纪事》及《干校六记》里都提到了。我们爱玩福尔摩斯。两人一起侦探,探出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。钟书与世无争,还不免遭人忌恨,我很忧虑。钟书安慰我说:“不要愁,他也未必能随心。”钟书的话没错。这句话,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。

    其实,“忌”他很没有必要。钟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;同事间他能合作,不冒尖,不争先,肯帮忙,也很有用。他在徐永焕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,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。他在何其芳、余冠英同志领导下选注唐诗,共事的年轻同志都健在呢,他们准会同意我的话。钟书只求做好了本职工作,能偷工夫读他的书。他工作效率高,能偷下很多时间,这是他最珍惜的。我觉得媒孽都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,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,而让他默默“耕耘自己的园地”。

    钟书住进城去,不嘱咐我照管阿瑗,却嘱咐阿瑗好好照管妈妈,阿瑗很负责地答应了。

    我们的老李妈年老多病,一次她生病回家了。那天下大雪。傍晚阿瑗对我说:“妈妈,该撮煤了。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。”她知道我决不会让她撮煤。所以她背着我一人在雪地里先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抠除干净,她知道妈妈怕摸猫屎。可是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冷,钟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瑗啊。

    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,我逼她早睡,她不敢违拗。可是她说:“妈妈,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。”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,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,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,阿瑗照例陪我同去。

    我说:“我自己会去。”

    她迟疑了一下说:“妈妈,你不害怕吗?”她知道我害怕,却不说破。

    我摆出大人架子说:“不怕,我一个人会去。”她乖乖地上床躺下。可是她没睡。

    我一人出门,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,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。我退回又向前,两次、三次,前面可怕得过不去,我只好退回家。阿瑗还醒着。我只说“不去了”。她没说什么。她很乖。

    说也可笑,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,我有她陪着,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,走过小桥,一点也不觉得害怕。钟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,还是有他的道理。

    阿瑗不上学,就脱离了同学。但是她并不孤单,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游自在,非常快乐。她在病床上写的《我们仨》里,有记述她这种生活的章节,这里我不重复了。

    我买了初中二、三年级的课本,教她数学(主要是代数,也附带几何、三角)、化学、物理、英文文法等。钟书每周末为她改中、英文作文。代数愈做愈繁,我想愈懒,我对阿瑗说:“妈妈跟不上了,你自己做下去,能吗?”她很听话,就无师自通。过一天我问她能自己学吗,她说能。过几天我不放心,叫她如有困难趁早说,否则我真会跟不上。她很有把握地说,她自己会。我就加买一套课本,让她参考。

    瑗瑗于一九五一年秋考取贝满女中(当时称女十二中)高中一年级,代数得了满分。她就进城住校。她在学校里交了许多朋友,周末都到我们家来玩。我们夫妇只有一个宝贝女儿,女儿的朋友也成了我们的小友。后来阿瑗得了不治之症住进医院,她的中学朋友从远近各地相约同到医院看望。我想不到十几岁小姑娘间的友情,能保留得这么久远!她们至今还是我的朋友。

    阿瑗住校,家里剩下我一人,只在周末家人团聚。这年冬,三反运动开始。有人提出杨先生怎不参加系里的会。我说是怕不够资格。此后我有会必到,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或“脱裤子、割尾巴”或“洗澡”运动。

    钟书在城里也参加了运动,也洗了个澡。但毛选翻译委员会只是个极小的单位。第一年原有一班人,一年后只留下钟书和助手七八人。运动需人多势众,才有威力;寥寥几人,不成气候。清华大学的运动是声势浩大的。学生要钱先生回校洗中盆澡。我就进城代他请了两星期假,让他回校好好学习一番现“洗澡”。

    钟书就像阿瑗一样乖,他回校和我一起参加各式的会,认真学习。他洗了一个中盆澡,我洗了一个小盆澡,都一次通过。接下是“忠诚老实运动”,我代他一并交待了一切该交待的问题。我很忠诚老实,不管成不成问题,能记起的趁早都一一交待清楚。于是,有一天钟书、我和同校老师们排着队,由一位党的代表,和我们一一握手说:“党信任你。”我们都洗干净了。

    经过一九五二年的“院系调整”,两人都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研究员。文学研究所编制暂属新北大,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。文研所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。

    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。这年的十月十六日,我家就从清华大学搬入新北大的中关园。搬家的时候,钟书和阿瑗都在城里。我一个人搬了一个家。东西都搬了,没顾及我们的宝贝猫儿。钟书和阿瑗周末陪我同回旧居,捉了猫儿,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。我背着,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儿。我只觉猫儿在袋里瑟瑟地抖。到了新居,它还是逃跑了。我们都很伤心。

    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。钟书回所工作。

    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,兼古典文学组组长。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,钟书挤不进了。他对我说:“默存回来,借调我们古典组,选注宋诗。”

    钟书很委屈。他对于20182018世界杯投注杯体育投注古典文学,不是科班出身。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,教的是外国文学。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,也属外文组。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,他并不愿意。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,也赞许他的明智。钟书肯委屈,能忍耐,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,从此没能回外文组。

    “三反”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,对我们是“触及灵魂的”。我们闭塞顽固,以为“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”,人不能改造。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,“发动起来的群众”,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,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,都不是个人了。人都变了。就连“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”也有不同程度的变:有的是变不透,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,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。

    我有一个明显的变,我从此不怕鬼了。不过我的变,一点不合规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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