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们仨》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八节-名著小说在线阅读-读书369 - 2018世界投注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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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八节

    我们沦陷上海,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,抗日胜利之前。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,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(三家一姓周、一姓钱、一姓方)。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。只说柴和米,就大非易事。

    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,筛去杂质,还是麸皮居半;分配的米,只是粞,中间还杂有白的、黄的、黑的沙子。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,黄白沙子,杂在粞里,只好用镊子挑拣。听到沿街有卖米的,不论多贵,也得赶紧买。当时上海流行的歌: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,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,前门叫卖菜,后门叫卖米。

    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:“大米要吗?”(读如:“杜米要口口伐?”)大米不嫌多。因为吃粞不能过活。

    但大米不能生吃,而煤厂总推没货。好容易有煤球了,要求送三百斤,只肯送二百斤。我们的竹篾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。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,烧不着;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,太松,一着就过。如有卖木柴的,卖钢炭的,都不能错过。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,我视为至宝。煤末子是纯煤,比煤球占地少,掺上煤灰,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,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,省煤。烧木柴得自制“行灶”,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,敲断。烧炭另有炭炉。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。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。我在小学代课,我写剧本,都是为了柴和米。

    钟书的二弟、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,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,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,他显然最没出息。

    有一个夏天,有人送来一担西瓜,我们认为决不是送我们的,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。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,问西瓜送到没有。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。圆圆大为惊奇。这么大的瓜!又这么多!从前家里买西瓜,每买必两担三担。这种日子,圆圆没有见过。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,自己还留下许多,佩服得不得了。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:“爸爸这许多西瓜,都是你的!———我呢,是你的女儿。”显然她是觉得“与有荣焉”!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。可怜的钟书,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。

    圆圆的肠胃可以吃西瓜,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也让她吃了。钟书爱逗她,惹她,欺她,每次有吃的东西,总说:“Baby,noeat.”她渐渐听懂了,总留心看妈妈的脸色。一次爸爸说了“Baby,noeat.”,她看着妈妈的脸,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语:“Baby,yeseat!”她那时约六岁。

    胜利前,谣传美军将对上海“地毯式”轰炸,逃难避居上海的人纷纷逃离上海。我父亲于一九四四年早春,带了我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苏州庙堂巷老家。

    这年暑假,我七妹妹和妹夫携带两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。我事忙不能脱身,让圆圆跟他们一家同到外公家去。那时圆圆七周岁,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、四个表弟结伴。我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,一群孩子在荒园里“踢天弄井”,只圆圆斯文。别人爬树,她不敢,站在树下看着。我小时特别淘气,爬树、上屋都很大胆;圆圆生性安静,手脚不麻利,很像钟书自称的“拙手笨脚”。

    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,电厂已不供电,晚上只好用洋油灯。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,不敢在黑地里行动。圆圆却不知惧怕,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镖。她这点也颇有父风。我是最怕鬼的,钟书从小不懂得怕鬼。他和钟韩早年住无锡留芳声巷,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称。钟韩怕鬼,钟书吓他“鬼来了!”钟韩吓得大叫“啊!!!!”又叫又逃,钟书大乐。他讲给我听还洋洋得意。

    有一次,我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。忽然圆圆不见了。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“兵分三路”,分头寻找。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,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。道士并没有招她,是她盯着道士“格物致知”呢。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,以为是个老太婆;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,这不就比“精赤人人”更奇怪了吗?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。

    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圆圆抱着搀着,护得孩子失去了机灵。这点我完全承认。我和圆圆走在路上,一定搀着手;上了电车,总让她坐在我身上。圆圆已三四岁了,总说没坐过电车,我以为她不懂事。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,坐下了,我说:“这不是电车吗?”她坐在我身上,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:“屁股坐。”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,那样才是坐电车。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。

    圆圆在苏州的一桩桩表现,都带三分呆气,都不像我而像钟书。

    圆圆这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,就没有再见外公。我爸爸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苏州去世,抗日战争尚未结束。

    这时期,钟书经常来往的朋友,同辈有陈麟瑞(石华父)、陈西禾、李健吾、柯灵、傅雷、亲如兄长的徐燕谋、诗友冒效鲁等。老一辈赏识他的有徐森玉(鸿宝)、李拔可(宣龚)、郑振铎、李玄伯等,比他年轻的朋友有郑朝宗、王辛迪、宋悌芬、许国璋等。李拔可、郑振铎、傅雷、宋悌芬、王辛迪几位,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。那时候,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,也是口体的享受。

    贫与病总是相连的。钟书在这段时期,每年生一场病。圆圆上学一个月,就休学几个月,小学共六年,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。胜利之后,一九四七年冬,她右手食指骨节肿大,查出是骨结核。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。这种病,中医称“流住”或“穿骨流住”,据医书载:“发在骨节或骨空处,难痊。”大夫和我谈病情,圆圆都听懂了,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:“我要害死你们了。”我忙安慰她说:“你挑了好时候,现在不怕生病了。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补养,就会好的。”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,叫孩子在床上休息,不下床,服维生素A、D,吃补养的食品。十个月后,病完全好了。大夫对我说,这是运气。孩子得了这种病,往往转到脚部,又转到头部,孩子就夭折了。圆圆病愈,胖大了一圈。我睡里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,终于落地。可是我自己也病了,天天发低烧,每月体重减一磅,查不出病因。钟书很焦虑。一九四九年我们接受清华聘约时,他说:“换换空气吧,也许换了地方,你的病就好了。”果然,我到清华一年之后,低烧就没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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