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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七节

    一九四一年暑假,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,辗转回到上海。当时辣斐德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。一年前,我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,住了一个月,退了。这回,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,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。我和圆圆在钟书到达之前,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。

    钟书面目黧黑,头发也太长了,穿一件夏布长衫,式样很土,布也很粗。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只外国橘子。圆圆见过了爸爸,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。她接过橘子,就转交妈妈,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。两年不见,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。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,很不放心,猜疑地监视着,晚饭后,圆圆对爸爸发话了。

    “这是我的妈妈,你的妈妈在那边。”她要赶爸爸走。

    钟书很窝囊地笑说:“我倒问问你,是我先认识你妈妈,还是你先认识?”

    “自然我先认识,我一生出来就认识,你是长大了认识的。”这是圆圆的原话,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。我当时非常惊奇,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。

    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。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,妈妈都退居第二了。圆圆始终和爸爸最“哥们”。钟书说的什么话,我当时没问,以后也没想到问,现在已没人可问。他是否说“你一生出来,我就认识你”?是否说“你是我的女儿”?是否说“我是你的爸爸”?我们三个人中间,我是最笨的一个。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,一下子就赢得女儿的友情,我猜不出来,只好存疑,只好永远是个谜了。反正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。

    她和爸爸一起玩笑,一起淘气,一起吵闹。从前,圆圆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,自从爸爸回来,圆圆不乖了,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,简直变了个样儿。她那时虚岁五岁,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。向来只有人疼她,有人管她、教她,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。

    圆圆去世,六十岁还欠两个多月。去世前一两个月,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写《我们仨》。第一节就是《爸爸逗我玩》。现在,我把她的记事,附在卷末。

    钟书这次回上海,只准备度个暑假。他已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。消息也许是吴宓老师传的。所以钟书已辞去蓝田的职务,准备再回西南联大。《槐聚诗存》1941年有《又将入滇怆念若渠》一诗。据清华大学档案,1941年3月4日,确有聘请钱钟书回校的记录。据《吴宓日记》,系里通过决议,请钟书回校任教是1940年11月6日的事,《日记》上说,“忌之者明示反对,但卒通过。”(《吴宓日记》VII,258页)。钟书并不知道有“忌之者明示反对”,也不知道当时的系主任是陈福田。

    陈福田是华侨,对祖国文化欠根底,钟书在校时,他不过是外语系的一位教师,远不是什么主任。钟书从不称陈福田先生或陈福田,只称F-T。他和F-T-从无交往。

    钟书满以为不日就会收到清华的聘约。“他痴汉等婆娘”似的一等再等,清华杳无消息。钟书的二弟已携带妻子儿女到外地就职,钟书的妹妹已到爹爹身边去,钟书还在等待清华的聘书。

    我问钟书:是不是弄错了,清华并没有聘你回校。看样子他是错了。钟书踌躇说,袁同礼曾和他有约,如不便入内地,可到中央图书馆任职。我不知钟书是否给袁同礼去过信。钟书后来曾告诉我,叶先生对袁同礼说他骄傲,但我也不知有何根据。仅正清华和袁同礼都杳无音信。

    快开学了,钟书觉得两处落空,有失业的危险。他的好友陈麟瑞当时任暨南大学英文系主任,钟书就向陈麟瑞求职。陈说:“正好,系里都对孙大雨不满,你来就顶了他。”钟书只闻孙大雨之名,并不相识。但是他决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,所以一口拒绝了。他接受了我爸爸让给他的震旦女校两个钟点的课。

    10月左右,陈福田先生有事来上海。他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身份,亲来聘请钱钟书回校。清华既决定聘钱钟书回校,聘书早该寄出了。迟迟不发,显然是不欢迎他。既然不受欢迎,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?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,他从不和对方争执,总乖乖地退让。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,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,他们没谈几句话。

    我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,一住就是八年。

    爹爹经常有家信,信总是写给小儿子的,每信必夸他“持家奉母”。自从钟书回上海,“持家奉母”之外又多了“扶兄”二字。钟书又何需弟弟“扶”呢,爹爹既这么说,他也就认了。他肯委屈,能忍耐。圆圆也肯委屈,能忍耐。我觉得他们都像我婆婆。

    我那时已为阔小姐补习到高中毕业,把她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位大学助教了。珍珠港事变后,孤岛已沉没,振华分校也解散了。我接了另一个工作,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教师,薪水不薄,每月还有三斗白米,只是校址离家很远,我饭后赶去上课,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。我业余编写剧本。《称心如意》上演,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。

    钟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“方凳妈妈”(MotherThornton)见面之后,校方立即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。他随后收了一名拜门的学生,束总随着物价一起上涨。沦陷区生活艰苦,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。能自给自足,就是胜利,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,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,胜于别离。他发愿说:“从今以后,咱们只有死别,不再生离。”

    钟书的妹妹到了爹爹身边之后,记不起是哪年,大约是1944年,钟书的二弟当时携家住汉口,来信报告母亲,说爹爹已将妹妹许配他的学生某某,但妹妹不愿意,常在河边独自徘徊,怕是有轻生之想。(二弟家住处和爹爹住处仅一江之隔,来往极便。)我婆婆最疼的是小儿小女,一般传统家庭,重男轻女。但钱家儿子极多而女儿极少,女儿都是非常宝贝的。据二弟来信,爹爹选择的人并不合适。那人是一位讲师,曾和钟书同事。钟书站在妹妹的立场上,妹妹不愿意,就是不合适。我婆婆只因为他是外地人,就认为不合适。钟书的三弟已携带妻子儿女迁居苏州。三弟往来于苏州上海之间,这时不在上海。

    我婆婆嘱钟书写信劝阻这门亲事。叔父同情我的婆婆,也写信劝阻。他信上极为开明,说家里一对对小夫妻都爱吵架,惟独我们夫妇不吵,可见婚姻还是自由的好。钟书代母亲委婉陈词,说生平只此一女,不愿她嫁外地人,希望爹爹再加考虑。钟书私下又给妹妹写信给她打气,叫她抗拒。不料妹妹不敢自己违抗父亲,就拿出哥哥的信来,代她说话。

    爹爹见信很恼火。他一意要为女儿选个好女婿,看中了这位品学兼优的讲师,认为在他培育下必能成才;女儿嫁个书生,“粗茶淡饭足矣”,外地人又怎的?我记不清他回信是一封还是两封,只记得信中说,储安平(当时在师院任职)是自由结婚的,直在闹离婚呢!又讥诮说,现在做父母的,要等待子女来教育了!(这是针对钟书煽动妹妹违抗的话。)爹爹和钟书的信,都是文言的绝妙好辞,可惜我只能撮述,不免欠缺文采。不过我对各方的情绪都稍能了解。

    四婶婶最有幽默,笑弯了眼睛私下对我说:“乖的没事,憨的又讨骂了。”———“乖的”指养志的弟弟(但他当时不在上海),“憨的”指钟书。其实连“乖的”叔叔也“挨眦儿”了,连累我也“挨眦儿”了。

    钟书的妹妹乖乖地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结了婚。我婆婆解放前夕到了我公公处,就一直和女儿女婿同住。钟书的妹妹生了两个聪明美丽的女儿,还有两个小儿小女我未见过。爹爹一手操办的婚姻该算美满,不过这是后话了。

    其实,钟书是爹爹最器重的儿子。爱之深则责之严,但严父的架式掩不没慈父的真情。钟书虽然从小怕爹爹,父子之情还是很诚挚的。他很尊重爹爹,也很怜惜他。

    他私下告诉我:“爹爹因唔娘多病体弱,而七年间生了四个孩子,他就不回内寝,无日无夜在外书房工作,倦了倒在躺椅里歇歇。江浙战争,乱军抢劫无锡,爷爷的产业遭劫,爷爷欠下一大笔债款。这一大笔债,都是爹爹独力偿还的。”

    我问:“小叔叔呢?”

    钟书说:“小叔叔不相干,爹爹是负责人。等到这一大笔债还清,爹爹已劳累得一身是病了。”

    我曾听到我公公喊“啊唷哇啦”,以为碰伤了哪里。钟书说,不是喊痛,是他的习惯语,因为他多年浑身疼痛,不痛也喊“啊唷哇啦”。

    爹爹对钟书的训诫,只是好文章,对钟书无大补益。钟书对爹爹的“志”,并不完全赞同,却也了解。爹爹对钟书的“志”并不了解,也不赞许。他们父慈子孝,但父子俩的志趣并不接轨。

    钟书的堂弟钟韩和钟书是好兄弟,亲密胜于亲兄弟。一次,钟韩在我们三里河寓所说过一句非常中肯的话。他说,“其实啊,倒是我最像三伯伯。”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对极了,他是我公公理想的儿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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